5月25日晚，北京保利剧院。中国爱乐乐团与世界级女高音黛博拉·沃伊特，美国著名女指挥家、音乐剧制作人克莉斯汀·布罗切特合作，再现了百老汇的经典。在《音乐之声》《飞燕金枪》《波吉与贝丝》《窈窕淑女》等曲目中，爱乐乐团迎来建团13周年庆典。  

百老汇经典毫无意外地收获了观众的掌声和赞誉。不过，对于这个年纪轻轻，就已在德国演过瓦格纳、在奥地利演过马勒、在梵蒂冈演过莫扎特的乐团来说，这次演出确实算不上浓妆重彩。在乐团团长李南看来，连续推出12个音乐季，演出1400多部作品，规规矩矩地没有使用过一次盗版乐谱，更值得尊敬。

世纪之交，中国爱乐乐团“横空出世”，集全国贤良，职业化运作，开创了新兴乐团的改革之路。改革有破有立，随之有毁有誉。李南认为，无论破立，乐团都只是在遵循国际惯例，进行标准化的管理。从乐队建制、音乐季到人事、财务制度，到知识产权保护，无不如此。

今天，中国爱乐乐团已凭借精湛的艺术水准和职业化管理，成为我国交响乐团的引领者，并得到世界的认可。早在2009年春天，中国爱乐乐团已入选英国《留声机》杂志评出的“世界十大最具影响力的乐团”。“如果不保护知识产权，也可能做到国内一流，但要得到世界尊重，必须按规矩办事。”李南说。

“为什么要给曲作者付钱？”

“我们请世界最好的唱片公司为他们的作品录制唱片，为什么还要给曲作者付钱？”这个今天看来已经算不上问题的问题，却在2000年困扰着刚刚成立的中国爱乐乐团。

2000年5月成立后，势在必得的中国爱乐乐团急于给国内乐团树立标杆，请来全球知名唱片公司德意志唱片公司（DG）录制两张唱片，一张是瓦格纳和勃拉姆斯的作品，一张是中国作曲家的作品。当艺术总监余隆雄心勃勃地训练乐团时，却被德意志唱片公司告知，他们要看所有曲目（除公版作品外）的授权合同。

当时，国内音乐界还盛行“扒带”、“扒谱”，听磁带、CD记录乐谱，就可以拿来演出，不少知名作曲家就是借此锻炼听觉辨别力。演出要获得作曲家授权，这对国内大多数乐团来说还是个新鲜事。 

德意志唱片公司（DG）恪守规则，爱乐乐团按照曲目名单一一寻找作曲者，最终有部分作品因无法找到权利人，从名单中删除。这家具有百年历史的古典音乐厂牌与中国乐团的首次合作，让爱乐乐团感知了知识产权“规矩”的力量，也让她反思，世界级乐团要有世界级的艺术水准，还要遵循世界通行规则。

国际上，有偿使用乐谱，早就成为各乐团的通行规则。欧美国家作曲家一般会签约出版社，让其代理版权事务。出版社在出版签约作曲家的作品（乐谱或音像制品）后，负责监督该作品在全球各地演出、录音中的使用，同时通过“乐谱租赁”获得收益，并支付作曲家应得的利益。我国同样有完备的法律来保护作曲者的权利，只是法律没有被严格遵守，在现实中落空。比肩世界水平，中国爱乐选择不染污泥，自我规范。

“再困难，也不能越雷池一步”

开风气之先，需要魄力，也需要资本。

中国爱乐有过4任业务部主任。他们的职责之一是，每次演出前拿到余隆交给的曲目单后，要一一核实版权问题，或者通过租赁乐谱获得授权。在举办这场百老汇经典音乐会2个月前，业务部主任庄玉明就开始为这30多部作品的授权问题忙碌。因为不同的作品被不同的出版商代理，最后联系了美国卡尔姆斯(Kalmus)、哈尔罗纳德（Hal Leoard）和Boosey等多家出版商。 

除了租赁乐谱，现场表演还涉及到众多权利主体的利益，爱乐乐团正摸着石头探索未知的领域。

中国爱乐乐团几乎承担了国内所有大电影、电视剧的音乐录音，包括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的主题曲《菊花台》。在一次影视音乐作品的新年音乐会上，中国爱乐乐团获得作曲者周杰伦的授权，打算演奏《菊花台》。不料，制片人作为电影的著作权人并不同意将电影版的作品授权乐队演出。多方协商未果，最后周杰伦重新创作了乐队版的《菊花台》，才让演出顺利进行。 

如何获得权利人认可，与权利人更好地合作，正是乐团面临的考验。今年3月，中国爱乐乐团再开先河，推出100张音乐会实况录音CD，准备冲击今年的格莱美。“就我们积累的作品来说，完全可以出200至300张，最后只出100张就是因为授权太困难。”李南介绍说，乐团花了一年时间和作曲、独奏联系授权，还是有不少作曲家根本不愿意授权使用。愿意授权使用的，往往因为涉及到他本人与其经纪公司的利益，需要很繁琐的程序。

“再困难，也不能越雷池一步。”在中国爱乐乐团的眼中，侵权盗版就是“雷池”。截至目前，中国爱乐举办了交响乐、歌剧、清唱剧、室内乐等500余套音乐会，每年为乐谱支付的费用达100多万元。即使身为国家级乐团，100万元对于中国爱乐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。据介绍，建团之初，2000多万元大手笔的投入，乐团成员4500元的最低工资，都让其他团艳羡不已。但是十几年过去，这个水平仍在保持，乐团经费已排到了全国第十位左右。

提起交响乐

就是“黄河梁祝红旗颂”

经费再紧张，中国爱乐乐团都如期推出音乐季，以演带练提升艺术水平，也坚持给著作权人付费。“为什么这笔费用要纳入成本绝不能少？是因为尊重创作者，才是艺术发展的源头。”李南一直很遗憾，中国优秀的管弦乐作品太少。

相比西方18世纪以来的深厚积淀，我国交响乐创作始于上世纪20年代，近二三十年才得以快速发展，存在差距有其合理性。但现在人们提起交响乐，还是“黄河梁祝红旗颂”（《黄河大合唱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红旗颂》），就显得过于单薄。

中国爱乐乐团从2002年开始就委约国内作曲家创作，并在每个音乐季都安排中国音乐作品的专场音乐会。知名作曲家叶小纲根据唐诗创作了对应马勒同名作品的《大地之歌》和《巍巍昆仑》，郭文景的《江山多娇》等都是中国爱乐乐团的委约之作。在委托杜鸣心创作了京剧交响乐《杨门女将》(音乐会版）后，2005年又推出赵季平作曲创作的《杨门女将》（舞台版）。作品基本保留了传统戏曲的故事梗概和经典唱段，而按照歌剧的创作方式，重新创作了序幕、间奏、合唱及尾声部分的音乐，并加以全新配器。当年4月首演中，这种大胆的艺术尝试征服了在场的观众。2012年，特约作曲家邹野改编创作的交响京剧《贵妃醉酒》，再次演绎了交响乐与京剧融合下的相得益彰。

中国爱乐乐团能凝聚起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艺术家群体，既倚仗鲜明艺术风格下的品牌效应，也得益于健全的制度保障。每委约一部作品，乐团都会按照国际行市，给予创作者回报，哪怕是请一个作曲家配一个晚会的歌曲伴奏，都会明码标价。李南这样算账，一部作品直接给作曲家的费用可能达几十万元，但这些委约创作的作品，乐团和作曲者共同拥有著作权，对于乐团来说就是无形资产。

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” 

环视盗版，中国爱乐选择清者自清，没想到还是遭到了“惩罚”。

2012年初，受文化部委托，中国爱乐乐团赴德国柏林举办中德文化年开幕音乐会。起初，乐团准备与小提琴家宁峰演奏瓦格斯曼的小提琴名曲《卡门幻想曲》，这是比才的歌剧《卡门》首演后改编得极为成功的一个作品，也为广大中国观众所熟悉。然而，当乐团向德国乐谱公司租赁乐谱时，对方以“这个作品在中国被演奏得太多，全部使用盗版乐谱”为由，坚决拒绝租给中国乐团。无奈之下，中国爱乐乐团将曲目换成了中国作曲家何占豪、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并向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交纳了使用费。

德国公司把板子硬生生地打在了自己身上，中国爱乐乐团这才意识到，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”，保护知识产权也是同理。一个人的战斗，孤独且无力。保护知识产权，需要全社会共同遵守。

在全球22个城市举办环球巡演，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演奏《安魂曲》，在意大利罗马歌剧院拉开“中国文化年”的序幕……13年来，中国爱乐乐团不断登临艺术新高，在海外广泛传播中国爱乐精神。今天，不禁要问，中国爱乐乐团能否再次挑起大梁，树立一个尊重知识产权的标杆，为中国乐团赢回国际的尊重呢？(刘 仁)

一枝独秀不是春——专访中国爱乐乐团团长李南 

有评论家说过，嚣张，是中国爱乐乐团的性格。舍我其谁，也是李南言语间时不时透露的信息。建团13年，爱乐乐团可谓一出生就风华正茂。深谙中西文化，洞悉演出市场，身兼多职的李南，以决策者的身份加入爱乐乐团，在推进乐团职业化运作、标准化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是，谈到知识产权，他也会面露难色。或许，对于中国交响乐团而言，这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，也绝不是一个仅凭一己之力就能解决的问题。

问：中国近20年来交响乐团获得了很大发展。有数据显示，全国有60多个交响乐团，北京就有10多个。您认为，国内乐团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整体情况怎样？

答：不容乐观。

国内交响乐团经常会演出一些中国观众很熟悉的美国电影作品，比如约翰.威廉姆斯的《阿甘正传》《与狼共舞》等。我们计算过，一场电影音乐会下来至少要付给美国权利人7000美元的版权费。还有瓦格斯曼的《卡门幻想曲》，这个旋律老百姓都很熟悉，很好听，国内乐团也是成天在演奏，但是有谁付过版权费？

不说国外的，爱乐乐团自己委约创作的作品，还有每到一个地方演出，爱乐会融合地方民歌元素创作返场曲，比如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《掀起你的盖头来》等。这些作品，爱乐乐团都拥有著作权。可是一经表演传播出去后，很快就会有其他乐团拿着我们的作品直接演了。

这些委托作曲家创作的作品，爱乐每个作品都要给作曲家付出几十万元，再加上演出、场地租用的成本，费用总计都上百万元。谁来给我们付费了？

问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？

答：首先是意识问题。很多人还认识不到盗版就是偷东西。在网上扒个谱子，或者找人复印一个，都觉得理所当然。有些作品可能只需要发封邮件，对方就会同意免费给你用，即便如此也有很多团想不到要这样去做。

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目前侵权成本太低，维权成本太高。随着技术的发展，“扒谱”都不需要了，有些软件能将一个作品的谱子直接写出来。如果想盗版，一场音乐会的作品，不需要租买谱子，都可以从网上找到。但是如果被侵权了，权利人维权就很麻烦，要取证、起诉，周期都很长，最后处罚的力度却很小，起不到震慑作用。

问：就您的观察，国外乐团有哪些好的经验？

答：相比国外，我国还缺乏对演出机构的协会管理。以美国为例，专业机构都有专门的行业协会，协会通过年审等方式对成员的经营行为进行规范。美国演员工会涵盖所有表演艺术领域。如果中国爱乐乐团要去美国访问演出，除了需要得到美国政府颁发签证允许入境外，还需要得到美国演员工会的批准。演员工会将考虑我们的演出会不会伤害美国演员的利益，有没有知识产权的问题等。

我国演出机构和团体的演出证都由政府部门颁发，获得演出证的机构举办的演出无需报批。虽然目前北京也成立了演出行业协会，是会员共同自律、共同维权的组织，但对成员没有约束力，一旦演出机构在演出中违规，只有舆论的监督，并没有处罚的手段。

问：爱乐乐团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率先垂范，会不会给其他乐团带来示范效应？ 

答：我不能说我们已经做得有多好，只能说，我们是在遵循基本的规则，就像不能闯红灯、不能随地吐痰一样。

一个规则的建立需要时间。相比西方国家，中国交响乐发展起步晚，目前的发展环境还不是非常理想，国家对交响乐的支持和公众的认可都需要提高。很多乐团经费紧张，还在解决生存的问题,有的团演出完后只能蹲在地上吃盒饭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要求他们每一场演出都要支付几万的版权费用，确实存在很大问题。

但是，如果没有人率先树立起这个规则，大家都习惯侵权违规，只会一乱再乱。中国爱乐乐团从成立之初，就按照国际一流的水准树立了高度的职业化标准，保护知识产权就是职业标准之一。只要我和余隆还在乐团，这条路就会一直走下去。(刘 仁)